“都市圈空间规划理论与实践”学术对话现场
当前，以省会城市及特大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都市圈发展路线已成为中国城镇化的主导形态，都市圈国土空间规划正逐步开展。欧美国家的相关理论集中于巨型城市区域的研究，而中国以城市群为主，亟需建立本土化的规划理论与方法。规划实践的内容重点应放在解决实体地域空间开发冲突、空间结构优化重组、次区域功能发展引导、基础设施对接、全域底线空间一体化管控、临界空间协同开发等方面。本次论坛通过交流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地区等典型特大城市的实践经验，共同探讨都市圈发展规律和导控策略。本次学术对话由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与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联合承办。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长黄亚平担任主席，副院长彭翀担任学术负责人，特别邀请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尹稚、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常务理事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张京祥、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郑德高、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钮心毅、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总工程师马向明、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上海分院院长孙娟、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盛鸣作为嘉宾参加研讨。
都市圈空间尺度识别及国土空间规划特征
会议主持：黄亚平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长、教授
黄亚平院长从都市区、都市圈、城市群的概念及范畴出发，对国内外都市圈“人口-场所”空间特征差异、都市圈空间范围界定、都市圈发展规划与国土空间规划的联系与差异等问题进行了分享。
黄院长首先指出都市圈是一个核心城市及其外围次级中心城市形成的紧密联系区，是一个涵盖经济圈、交通圈、社会圈、文化圈等维度的综合圈；都市圈是大城市区域化发展的重要阶段，是城市区域协同发展的主要空间范畴；中心城、都市区、都市圈与城市群之间，存在空间递进关系。其次，国内外“人口-场所”存在空间特征差异，中国100公里半径的人口的密度普遍比西方高；建设用地上，国内不同区域都市圈差距很大，沿海地区100公里半径范围内，建设面积规模和西方不相上下，但内陆地区建设规模普遍较小。
在都市圈空间范围界定上，黄院长以武汉为案例，介绍了“场所-流”综合空间分析技术，从经济联系度、同城化水平、1小时通勤圈综合确定出武汉都市圈范围。
最后关于都市圈发展规划与国土空间规划的联系与差异，黄亚平教授认为都市圈发展规划是国土空间规划内容的主要依据，体现了发展规划为“引领”、空间规划为“支撑”的地位作用。二者的共性在于规划重点领域的一致性，都注重全域统筹和协调；差异主要表现在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行政逻辑与技术逻辑、“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思维方式等等。
当代我国培育发展都市圈的泛化现象及对策建议
尹 稚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尹稚教授首先介绍了当前我国培育发展都市圈存在的泛化现象，包括一省多圈，全域覆盖，重点不清；盲目扩圈，面积过大，联系不足；跨省划圈，一市多用，缺乏协调等问题。基于此他提出面向新发展阶段，都市圈研究应关注以下重点：一是都市圈中心城市的发展能级问题，二是中心城市的辐射能力以及区域间要素联系的密切程度，以备在未来工作中进行适当调整。在下一阶段培育都市圈的过程中，一是优先培育一些发展技术较好，具备协同条件的都市圈；二是鼓励中心城市在同城化发展方面，进行体制机制的创新研究；三是动态监测，根据各城市发展阶段与能级，逐步增加国家重点关注的都市圈数量，并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都市圈进行分类引导。
都市圈治理的国际经验与中国方案
张京祥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常务理事，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
张京祥教授认为后疫情时代，逆全球化对当前都市圈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一是国内国际双循环背景下，需要通过区域一体化来建立统一的国内大市场，二是产业链与供应链的近域重组可实现安全可控，城市群、都市圈等区域将成为产业链、供应链重组的基本空间单元。
对于都市圈协同治理的这一难题，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没有统一的模式，常用的手段包括行政区划的调整、市场经济的促动、共同项目的诱导、区域规划的约束、建立协同治理机构等等。而目前一种普遍被接受的都市圈协同治理模式为双层制政府，上层政府（都市圈政府）承担一定的区域范围服务，而下层政府（市县/镇政府）承担更具体的地方性公共服务工作。针对都市圈的协同治理，张京祥提出了三个关键问题。第一是如何处理好“竞争”与“合作”的关系；第二如何处理好“上层”和“下层”的关系；第三是如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并提出应采取伙伴合作思维，平等合作，正视竞争，承认、尊重所有成员的合作利益诉求；政府在区域治理中要以提供区域公共品、高质量营商环境为主要任务，更多运用市场化手段来解决要素一体化配置关系的问题。
都市圈的定义、目标与关键策略-基于若干实践案例的探索
郑德高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教授级高工
郑德高院长首先通过对上海大都市圈、深圳都市圈、武汉都市圈等相关规划研究，总结出都市圈的三点认识：一是都市圈强调核心引领、地理临近和协同紧密；二是中心城市的能级和规模决定了都市圈在全球体系中的地位，通勤圈与商务圈决定了其辐射范围，等级化和网络化是都市圈发展的两种重要力量；三是我国都市圈发展要精准识别，分类制定发展策略。继而郑院长提出了都市圈规划的关键策略：一是要关注竞争力、可持续、人的流动与区域治理模式；二是更加紧密的创新链、产业链；三是更加便捷的商务圈、通勤圈；四是生态圈、文化圈的共建共生；五是培育多中心、网络化的空间结构；六是多方参与、区域协同的治理模式。最后郑院长分享了自己对都市圈的定义：都市圈是全市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基本特征是以300万人口以上、辐射带动能力强的中心城市为核心圈层，以1小时“通勤圈”和1小时“商务圈”为腹地，以交通、生态、产业、服务设施为协作重点，形成多中心、网络化、大中小城市一体化发展的城镇化空间形态。
流动空间、功能联系与都市圈
钮心毅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钮心毅教授近年来一直用大数据关注都市圈的发展，用城市群内部人员流动研究背后的功能联系。基于对时代特点的分析，他提出同城化都市圈原本是在城市内部功能到城市之间扩张形成的。同时，城际高速交通体系形成流动空间，改变了同城化功能联系形态，包括城际“居住-工作”的跨城通勤出行、城际“工作-工作”的高频当日往返商务出行。这些形态不是简单的圈层模式，而是一种时空隧洞式的功能辐射。以此会形成两种模式，30公里范围内是圈层式，超过30公里则形成隧洞式。中心城市周边中小城市能不能进入都市圈内部的同城化功能联系，取决于中心城市周边中小城市自身的产业，而不取决于作为必要条件的交通圈联系。钮心毅教授认为不能简单地套用西方都市圈现状认识我国都市圈的未来，也不能用简单的圈层空间结构思维，认识当前中国都市圈形态和空间结构。我们身处300公里空间时速的时代，需要探索自己的都市圈理论和都市圈规划方法。
都市圈规划的目的与空间拓展方式
马向明
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总工程师、教授级高工
马向明总工程师就都市圈规划的目的、都市圈的形成机制与空间拓展方式三方面进行了阐述。其一，都市圈规划目的主要包括以下三点：一是提升都市圈整体竞争力，通过聚集高端服务业、生产企业总部、大型交通枢纽等关键性要素，提高都市圈核心城市功能能级与竞争力，进而提升其在区域和全球网络中的主导性地位；二是凸显都市圈生活品质，通过划定永久性或半永久性的生态廊道、环带或包块，形成城市与自然相互融合共生的高品质空间格局，凸显生态与环境优先的理念；三是内外圈层联动预防过度聚集带来的大城市病，对核心地区规模容量加以控制，并依托快捷高效的交通网络，将部分功能向外围区域疏解，实现内外联动发展。其二，都市圈的形成机制主要包括以下三种模式：一是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模式，建立区域性统一的空间规划和跨行政区的协同合作机制；二是政府市场形成良性合作伙伴模式，推动市场自由高效发展；三是平行独立的分权合作模式，建立起中央与地方合作、政府与市场、公众与多方参与的协调共享机制。其三，都市圈的空间拓展方式，主要分为以下三种：一是强核心簇群式都市圈，采取“蛙跳拓展+核心裂变”的方式，疏解中心城功能，在外围蛙跳形成若干专业化节点，核心功能进一步集聚，并裂变出若干次级中心，形成内外联动态势；二是多中心分布式都市圈，采取“关键廊道+枢纽节点”的方式，近域集合、廊道链接、全域联网；三是多中心环布式都市圈，采取“空间稳定+功能调整”的方式，绕心成环、节点扩张、功能调整。
“全球城市区域内涵”解读与上海大都市圈实践
孙娟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上海分院院长、教授级高工
孙娟院长以全球城市区域内涵和上海大都市圈实践进行了分享。上海总规提出了上海作为迈向卓越全球城市的定位，而上海大都市圈规划则是要构建卓越的全球城市区域。
孙院长提出全球城市区域的内涵应包括两大维度。一是对外：建立整体性，上海大都市圈应作为整体参与全球竞争与合作、参与内外双循环的基本单元，评价维度包括经济影响力、科技影响力、文化影响力和枢纽能力。二是对内，加强关联性，强调大都市圈内部城市的功能分工与互补，强调区域的协同发展，评价维度包括人群联系和经济联系。在上海大都市圈规划实践中，孙院长认为在国际国内双循环格局下，都市圈成为促进城市间分工协作、参与全球竞争的基本单元。上海大都市圈作为“核心引领的多中心组合体”，既不是传统的单中心通勤圈，也不是完全竖向分工的等级化区域，而是兼具地理邻近性和功能关联性的全球城市区域。
从产业转移园到都市圈副中心——深汕合作区规划实践思考
盛 鸣
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教授级高工
盛鸣副总规划师就深汕合作区的规划实践进行了分享。深汕合作区自2008年至2017年十年间，实现了从深圳（汕尾）产业转移工业园—深汕特别合作区—深圳第“10+1”区的三次飞跃。深汕合作区成为深圳都市圈的副中心，开启了依托“飞地”区位，示范跨区域协调与合作发展的新模式。其目的在于打造区域增长极，引领粤东沿海地区振兴发展并统筹跨区域资源，推动要素快速集聚和绿色发展。深汕合作区的发展规划从四个方面展开：第一，导入深圳主城优质资源与产业经济势能，探索飞地经济、深化区域合作，围绕“总部+基地、研发+生产”，打造湾区先进制造业集中承载区；第二，加强以人为中心高品质城市服务空间供给，强调高标准建设与供给，与深圳一体化、与周边城市共享的高等级城市服务设施形成区域发展势能的同时，发挥区域辐射带动功能；第三，构建以区域交通为重点的一体化基础设施保障，打造与“大湾区”紧密的“四高五铁”对外高速交通网络，建设港口、航空等重大综合交通设施，构筑深圳互动的对外交通网络辐射东部沿海的重要区域综合交通枢纽，实现半小时可达深圳，1小时可达广州；第四，倡导匹配跨区域治理需求的开发与管控模式，强调建立以“标准单元”为核心的规划管控传导与治理模式，围绕“开发单元”推动近期有序建设。
基于这一实践，盛鸣副总规划师分享了自己的三点认识。一是在新城发展与区域协同联动中，跨区域地区的城市新区发展和区域联动是非常关键的；二是应以营城方式建设产业新区，实现工业化与城镇化的互促；三是体制机制的持续改良和关键保障对于都市圈持续建设的重要性。
韧性网络理论与都市圈规划启示
彭 翀
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教授
彭翀教授以“韧性网络理论与都市圈规划启示”为题展开汇报，重点从韧性视角出发阐述都市圈规划建设的思考。目前都市圈发展正在由空间高速度增长向空间高质量发展转变，面对持续性压力（气候变化、疫情防控）和突发性事件（台风、洪水、地震、雪灾），彭翀教授提出都市圈发展过程中，需应对常态化风险与韧性挑战。
彭教授深挖韧性网络基础理论，从韧性网络构成、韧性网络节点属性、韧性网络结构属性、韧性网络结构属性变化四个方面抽丝剥茧，层层深入，提出结构属性如何影响网络韧性及如何评估网络失效时的韧性的思考。继而她向大家介绍了韧性网络情景模拟，分享了面向连通高效的常态情景、面向中断破坏的突发灾害情景、面向中断保护的病毒传染情景三个方面的认识与实践，通过构建网络，评估韧性，模拟情景，总结特征等，提出相应的优化策略。
最后，彭教授提出从韧性城市迈向韧性区域，其规划目标的实现，关键在于空间结构圈层化、基础设施一体化、产业分工协作化、基本物资地方化、生态治理协同化。同时，她还认为韧性体系规划的重点，在于构建高效韧性的交通网络，综合保障设施与新型设施；构建多元集聚的创新网络，协同产业体系与各类园区；构建圈层组织的空间网络，完善城乡体系与韧性空间。
会场气氛热烈，观众们满载而归
总结交流
现场在黄亚平院长的组织下进入互动式交流，现场观众与嘉宾就空间规划中城镇开发边界的划定、土地开发的机制引导、通勤圈与商务圈的概念等问题展开讨论。会场观点涌动、热闹纷繁、座无虚席，与会各方对于新时期、新环境、新阶段的都市圈空间规划理念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论坛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与会嘉宾合影
本文根据速记整理，未经演讲者本人确认，感谢各位嘉宾的精彩演讲！
图片：张志鹏 冯佳宇 林颖 孔惟洁 部分图片由会务组提供
文案：孔惟洁 尤文涛 张志鹏 屠商杰
校对：郭亮 罗吉 林颖 单卓然
